感恩母校，继续向前走

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 北京校友会秘书长   段重高

人生有三个最难忘的地方：出生成长的地方；决定一生命运的地方；进步成熟的地方。潍坊医学院（我读书时叫昌潍医学院）把我带进神圣的医学大门，决定了我一生的职业，为我提供教学、科研的机会和条件，培养我不断进步。母校对我恩重如山。

1972年入学

我是1972年4月13日入学的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那个年代取消了高考，大学生从工农兵中推荐选拔，也没有个人对学校和专业的选择。我性格内向，不善表达，所以不喜欢教师和医生这两种职业。“路子走对了，大门进错了”是当时的活思想，意思是上大学的路子走对啦，但专业不理想。根据部分同学的这种思想，学校进行了入学教育活动，学校领导向我们介绍了国家当前缺医少药的现状，让我们知道了医务工作的神圣和急需，从而坚定了我学医的专业思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至今还清晰记得温文尔雅王椿德老师的化学课、条理清晰赵华盛老师的解剖课、平易近人白林老师的组胚课、幽默风趣徐玉祥老师的诊断课、笑容可掬戴家福老师的药理课、深入浅出翁品光老师的临床课、妙语连珠姜维茂老师的政治课都是我最爱听的课。老师们的高尚品德和博深的学识，为我树立了一生的榜样。

1975年留校

三年半的学习生活过得很快（国家执行“学制要缩短”的毛泽东主席指示，学制由原来的五年缩短到三年半），1975年8月我们就要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生，没想到毕业后留校工作，当了一名医学基础课老师，因为我被药理教研室主任孙世锡教授选中啦。孙教授是山东省资历最老的药理学教授，德高望重，倍受学校的信任和支持，应届毕业生由他优先选择。虽然当时不舍得丢弃临床，但自己是一名新入党的中共党员，服从分配是组织原则，也只好“就范”。现在想起来，我并不后悔。孙教授成了我一生的良师益友，他今年九十多岁啦，仍然思路清晰，仍然关心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我不仅在孙教授身上学会了如何为人师表，也接受了他宝贵的科研思想。这为我以后走上科研之路奠定了基础。

教学工作

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当了老师，首先要解决敢于讲话、乐于讲话的问题；然后要学会善于表达，不断提高授课技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思考和实践。首先向有教学经验的老师请教，听他们的课，分析他们的教学过程。自己讲课前做好充分准备，最重要的是认真写教案，把每句要讲的话、每一个举例都写在纸上，之后背得滚瓜烂熟。最后脱稿试讲，板书也一丝不苟（那时没有电化教学设备）。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第一次讲大课是给1977级同学讲授“传出神经系统药理”，得到同学们的喜欢和赞赏，我也第一次体会到成就感。同年，我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被任命为药理教研室副主任。

科研工作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高校还不重视科学研究，科学家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搞科研被认为是“白专道路”。在药理教研室主任孙世锡、吕欣然教授的指导下，我懂得科学研究不仅能开拓思路，有助于把课讲得更好，还是一名高校教师必备的素质。1976年1月至1977年8月，经吕欣然老师联系，学校派我到复旦大学医学院（当时叫上海第一医学院）进修。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不仅参加了药学院药理教研室的教学实践，还参与了基础部的微循环研究。在这段宝贵时间里，通过听专家讲座和自学的方式，学习了“科学文献检索”、“医学统计学”和“科学研究设计”等知识。在参与微循环研究的过程中，深受微循环专家金惠铭教授科研思想的影响。从此，我走上一条教学、科研全面发展的道路。

没有母校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搞科研，要买设备，需要钱；要出差，也需要钱。那时没有专项科研基金，学校就调拨充足的经费让我买设备。经过调研，我亲自出差到无锡石塘湾选购血液流变学测定仪、到上海闵行劳改厂请人加工照相接筒、到江西德兴深山里（江西光学仪器总厂因备战迁入深山）请人加工专用照相机身…。在最短时间里，我建立起一套微循环研究系统，开展了工作，有了成果，开始发表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我在微循环研究领域为母校争得一席之地，而是母校的全力支持成就了我。

1980年底，我参加的一项科研成果由昌潍地区科委主持召开鉴定会，邀请鉴定专家十余人，其中有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药理学专家丁光生教授、有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的微循环专家修瑞娟教授。我作为项目主要参加者之一，在会上做了研究报告和答辩，也与老一辈科学家建立了友谊。当时与修瑞娟教授的愉快交流是我后来被调往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的基础。

1984年进京

1983年年底，修瑞娟教授从美国学成归来，被党中央树立为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代表，党中央给予她人力、财力的巨大支持。她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人才，可以用国家外汇额度购置国外先进设备。在这种背景下，卫生部要求她在短时间内在国内建立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微循环研究基地，我也有幸被选为第一助手调往北京，协助修教授参与“微循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微循环研究中心”的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

1984年年初，我先是以进修生的身份到北京工作，1985年年初经国务院特批正式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这件事更是让我感恩母校，当时母校听说修瑞娟教授点名要我到医科院进修，非常支持。从院长到党办、院办、教育处、科研处及室主任6位领导同时给我谈话，希望我学成归来，为母校出力。至今让我内疚的是未能再回来报效母校，也让我感受到母校的博大胸怀。

修瑞娟教授成了名人，社会活动多，学术活动多；她在国外也有研究基地，有时在国外一待就是几年。我是第一助手，国内的工作就由我主持。医科院又正式发文件要求我全面负责微循环研究所、微循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工作，繁多的会议及繁琐的事务使我每天忙忙碌碌。而我的目标是当一名科学家，没有时间搞科研怎么办？于是我理清思路，苦干加巧干，争取实现自已的目标。白天工作忙，我晚上看文献；平时没时间，我节假日做实验。说到巧干，就是要有创新思维。我利用出国留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紧紧跟踪微循环细胞生物学新领域，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大鼠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的研究工作，很快开拓了新局面，使我的研究处于前沿。至于获奖、晋升，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啦。

为中国传统医药学发展做点事

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源于母校的培养。是母校让我走进了医学大门，是母校给我机会学习、深造，是母校支持我走上科研之路。成绩只代表过去，我想再做一些事，再培养一些年轻人。

鉴于现代医药学的局限性，当前国际医药界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医药这个大宝库。2011年9月12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中药“青蒿素”的抗疟作用获2011年“拉斯克奖”；2011年9月19日，屠呦呦教授及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主任医师同时获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此前，屠呦呦已获拉斯克奖，被称为我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女人”。张亭栋教授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2012年1月27日，全美癌症研究基金会第七届圣·乔奇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授予王振义博士和陈竺博士，以表彰他们用中西药联合用药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研究上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及在该研究基础上发展的治疗APL的全新疗法。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医药的成果接连获得三项国际大奖，说明世界初步认识了中医药。

我本人一直对中医药怀有强烈的好奇及热爱的情怀。自2003年起，我欣然应邀到北大世佳研究中心任兼职教授，指导博士后进行中药创新药的研究开发工作，并逐步进入到高层管理的位置。北大世佳具有100余人的研发团队，成员学历高、科研素质好，再有北大优厚的人力、技术和设备资源为依托，这几年发展很快。目前已有十个中药新药项目在做临床实验，并且各具特色，弥补了西药的某些缺陷。这些成果已吸引国际多家医药公司向北大世佳投资、入股及进行项目合作。我们每周四下午常规召开研讨会，召集著名中医药专家，在讨论具体项目的同时，更多探讨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问题。

感恩母校，继续向前走！我下一步的愿望是为祖国传统医药学的发展再贡献一份力量，为母校再添一份光彩。